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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七最后悔的是没能给父亲尽力看病”——这句话像一根钝钉子，最初只是浅浅地钉在肉里，随着年月推移，却一寸寸被敲进骨头。
她后悔的，不只是“没钱”那么简单。
那年冬天，父亲咳嗽得像漏风的老风箱，夜里整面墙都在跟着他震。县医院拍出的片子白花花一片，医生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扔，说“肺上像撒了一把芝麻”，却连“住院”两个字都没提——因为病房满了，也因为他们母女仨凑不出三千块押金。七七当天就揣着片子去了市里，跑遍所有“能报销”的定点医院，窗口里的人头也不抬：农村合作医疗跨市只能报三成，先交全款。她站在大厅中央，手里那张薄薄的转诊单像一块烧红的铁板，捏得指缝发疼，却死活舍不得扔。
她更后悔自己“懂事”得太晚。
父亲怕花钱，笑着摆手说“庄稼人命硬，扛扛就好”。她便真的信了，转身把刚借到的五千块拿去给弟弟交了下学期学费——那是父亲最骄傲的一件事：家里要出第一个大学生。夜里她贴着墙根哭，安慰自己“再等等，等开春卖了猪，再带爹去省城”。可猪还没出圈，父亲已经咳出血丝，再上车时只能躺在我家那辆拆了后座的小面包里，身下垫着两床发潮的棉被。路上他疼得浑身打颤，还半睁着眼安慰七七：“闺女，别挂心，爸这是老毛病。”她握着方向盘，指甲在塑胶上掐出半月形的坑，一路把油门踩到一百二，风从窗缝灌进来，像一记记耳光。
她最悔的，是父亲临走那天，她竟没在身边。
ICU一天两千八，她把钱缝在内裤里，红着眼求医生“再撑一天，我就能凑够”。夜里她跑回村里，挨家挨户磕头，写欠条按手印，把能叫“叔”的都叫了个遍。天蒙蒙亮赶回医院时，电梯刚好“叮”一声停在八楼，护工推着一张空板车出来，白布下露出半只她再熟悉不过的、布满老茧的脚。那一刻她没哭出声，只觉喉咙里泛起一口铁锈味，低头才发现自己把下唇咬穿了。她抱着父亲的脚，像小时候父亲把她扛在肩头那样，一步一步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，白布偶尔被风掀起，露出父亲嘴角还挂着笑——那笑里带着歉意，好像在说：“闺女，爸先走了，不拖累你了。”
后来，她攒下钱，买了房，把弟弟供到研究生，甚至给村里捐了座小桥。可每到清明，她仍跪在那座连墓碑都刻不起的黄土堆前，烧纸的手一直抖。火舌舔上来，映得她半边脸都是湿的。她一遍一遍在心里重复：
“爸，我不是没钱，我是没把你放在第一位；我不是来不及，我是怕借了债还不起；我不是不孝顺，我是把‘孝顺’二字掰成两半，一半给了弟弟，一半给了自己的恐惧。”
火光里，她忽然看清——自己真正后悔的，是在命运把“要钱还是要命”的选择题推过来时，她竟犹豫了那三秒。就那三秒，让父亲把“算了”咽进喉咙，让她把“我再想想”说出了口，让生死之间从此隔了一道她一生都跨不过去的山。
如今她逢人就劝：“别怕借钱，别怕欠人情，带爸妈去看病，天塌下来也先治病。”
可没人知道，她每说一次，就像把那根钝钉子又往心里敲进一分。
夜里梦回，她仍看见父亲站在老屋后门口，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，对她笑：“闺女，我没事，别花那冤枉钱。”
她冲过去，哭喊着“这次有钱，咱们去最好的医院”，可脚却像灌了铅，怎么也迈不过那道门槛。
醒来时，枕巾湿了一大片，窗外天刚蒙蒙亮，她摸摸脸，全是泪，却分不清是梦里的，还是此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