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七对二姐说：“二姐，中秋、国庆双节快乐！我这次就不去您家里了，提前给您拜个节。愿您阖家团圆，日子像月饼一样甜，像满月一样圆。咱们改天再聚，您多保重！”
二姐连忙笑着回她：“哎呀小妹，你太客气啦！咱们姐妹之间哪用得着这么客套。你人不到心意到了，二姐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别惦记，等哪天方便咱们再聚，也是一样的。你也多保重，节日快乐呀！”
二姐这几年一直住在儿子家帮忙带孩子，小孙女刚上幼儿园，小孙子还在吃奶，她每天像陀螺一样转：清早五点起床给上学的外孙女扎小辫、煮鸡蛋，再赶回去给孙子热奶瓶、洗围嘴，中间还抽空把菜市场的最新价格背得滚熟。
外甥小新是她最大的骄傲，博士毕业后直接扎进无人驾驶团队，天天把“激光雷达”“深度学习”挂嘴边。二姐听不懂，却爱听，逢人就掏出手机炫耀：“看，这是我儿子做的车，不用人开，自己认得红绿灯！”其实那只是一张测试车照片，车头贴着“安全员随时接管”，她却像看孙子一样满脸宠溺。
有时候小新加班到凌晨，二姐把晚饭热了三遍，最后干脆把菜装好，打车去公司门口等。儿子拎着电脑出来，她一边递饭一边心疼：“别熬太晚，妈怕你眼睛瞎。”小新笑着哄她：“等这套系统量产了，第一个给您装一辆，让您坐在后排打麻将。”二姐嘴上骂“浪费”，心里却像中秋的月亮，圆得发亮。
二姐年轻时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爹在矿上砸伤了腰，娘常年咳血，她作为老大，十五岁就辍学进了缝纫社。冬天五点摸黑起床，先给一家人做好玉米糊、热好红薯，再把弟妹的课本塞进塑料袋里——怕他们走夜路被雪打湿。缝纫社是计件活儿，一条裤子五分钱，她为了多挣两毛，常常把脚蹬得飞快，机器“哒哒哒”像机关枪，碎布头飞溅，针尖戳破指腹，血珠滚到布面上，她只用唾沫一抹继续踩——染了血的裤子交上去，质检员骂她“败料”，扣掉整条工钱，她躲进厕所哭三分钟，回来再补十条。
晚上回家，先背娘去卫生院打点滴，再赶回给爹翻身子擦褥疮。弟妹趴在炕沿写作业，她借着十五瓦灯泡的光，把厂里带回来的碎布拼成鞋垫，一针一线纳得密实，好赶大集时卖两块五一双。腊月二十四，老板发了一桶花生油当年终奖，她一路抱回家，舍不得开封，除夕夜给爹热了一小盅，剩下的藏在床底，准备正月十五给弟妹炸麻花。
后来政策放开，她辞了缝纫社，用十年攒下的三百八十块买了台二手锁边机，在村口搭个油毡棚子，专给人改裤脚、换拉链。白天做活，夜里还去火车站帮人看自行车，一毛钱一辆。有一年冬天，雪厚得埋过膝盖，她推着锁边机去邻村赶活，连人带机器摔进沟坎，左腿磕出半尺长的口子，她撕下自己的头巾扎住，继续把机器扛到雇主家——那条头巾浸透血，冻成红冰碴，她舍不得扔，回家煮了煮，又给弟妹扎辫子用。
就这样一分一毛，她愣是供出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小弟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她正发高烧，蹲在门槛上，手里还攥着刚收的五块改裤脚钱。她一边哭一边笑，对娘说：“咱家总算熬出头了。”没人比她更懂“发家”俩字怎么写——那是三千多个夜晚不灭的油灯，是血、汗、冻伤和针眼叠出来的。如今她给儿子在城里买了电梯房，可还是习惯在阳台晒一大串干豆角，她说：“看着这些，就想起当年那桶舍不得吃的花生油，心里踏实。”
二姐六十岁那年，把北京孙子孙女送进小学，拍拍膝盖上的灰，又一个人奔了新疆。火车晃了四十八小时，她抱着一只帆布包，里头装着晒干的豆角、腌好的糖蒜，还有孙子的百日照——她说，西北的菜太淡，孩子们的照片太薄，得带去给她“加加味儿”。
这一去，就是整整七年。
大儿子九年前响应“一带一路”跑到库尔勒，先包了一片梨园，后来干脆开起钢管厂，专给戈壁上的风电站供桩材。厂子刚建时，账面上只剩三万块，工人工资发不出，儿子半夜在工地工棚里抹眼泪。二姐听完电话，第二天把北京医保卡里的两万五全提空，换成现金塞进鞋垫，坐了三十小时绿皮车，一脚踩进戈壁滩。她下车第一句话：“哭啥？你妈还没死呢，天塌了给你顶着。”
她成了厂里“不挂牌的书记”：
——食堂缺人，她五点起来和面，用一口豫东口音教维吾尔族丫头揉馒头，一个月把工人的剩饭率降到零；
——资金周转不开，她拎着自家腌的糖蒜去陪银行科长吃饺子，一瓶“伊力特”下去，贷款批了八十万；
——工地工人中暑，她熬绿豆汤加藿香正气水，用洗菜的铝盆端到四十度的太阳底下，一勺一勺喂，三个月下来，中暑记录从每天七人降到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