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九皋先生，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。当我们迁居的时候，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。如果迁移了新居，于我读书不便，可不是焦心的事吗？后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，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，很为认真。有了这样一个机会，不可错过。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，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先生了。
先给张老太太说好，然后父亲去拜访顾先生，谈得很好。父亲的意思：“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，只是要教他们死读，读得烂熟，背诵而流，而不肯讲解，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。最好是读一首书，便要把书中的道理，给他讲一遍，方能有益。而懂得了书中的意义，便也可以记得牢了。”
顾先生的意思：“讲解是要紧的，熟读也是必须的。那些圣经贤传，非从小读不可，年纪一大，就读不熟了。”他说：“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？主试的出一个题目，你却不知道在哪一部书上？上下文是什么？你怎能做文章呢？如果读熟了的，一看题目，就知这题目的出处，上下文是什么，才思敏捷的，便可以一挥而就了。讲解自然是要紧的，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，由浅而深方可。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，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，道德之经，这是很烦难的了。上学以后，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？再定教导的方法吧。”
本来这学堂里，已有了两个学生，一个便是张禹锡兄，还有一位钱世兄（已忘其名），年已十六七岁了。我去了，多添了一人，共有三人，而我还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。先生是愿意的，多添一位学生，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，不无小补，而我的加入，也可以算例外的。
顾先生的家里，住得很远，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。（前清时代，有三个织造衙门，一在南京，一在苏州，一在杭州。）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，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。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，方才回家一次。那位钱世兄呢，也住在葑门平桥，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，因此带出带归。原来钱世兄的父亲，和顾先生是老朋友，年龄既大，又无妻室，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，但是钱世兄佻性成，顾先生监督甚严。
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，已经开笔作文，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，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，我年纪最小，但在讲书时候，令我旁听。讲过以后，他们就要回讲，可是回讲不出，尤其那位钱世兄，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，先生常常骂他。实在当先生讲书时，他并未入耳，因此心不在焉。我在旁边，心中想道：这几句书的意思，我倒明白，可惜先生不来问我，不叫我回讲。
有一天，也是讲书以后，要他们回讲，他们都讲得不对。先生见我在旁边，便问我道：“你讲得出吗？你来讲讲看！”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，先生大为夸奖我。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，先生说：“你们年纪如许大了，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。”其实先生讲时，他们指东话西，不在仔细听，我却是静听，所以回讲得出。
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，常常讲书给我听，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，深奥的我可是不懂。这时候，我《四书》已经读完了，就在读《五经》。照寻常规例，是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，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，他就说：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，更加使小孩子难懂，不如先读《礼记》吧？《礼记》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，所以我那时，《礼记》已读了半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