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文说过：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，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，一是开一家小书店。现在东来书庄成立，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，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。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，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，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，这有多么不便呀！这时候，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，而苏州还是没有，向来苏杭是看齐的，不免对此抱愧呀。
后来我们异想天开，提倡用木刻的方法，来出版一种杂志。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，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，而我们这次在苏州，可称是破天荒了。可是苏州的刻字店，却是在国内有名的。有许多所谓线装书，都是在苏州刻的。在前清，每一位苏籍的名公巨卿，告老还乡后，有所著作，总要刻一部文集，或是诗集，遗传后世，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，而且很有几位名手。
于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。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，也愿意接受。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，名为《励学译编》，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。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，对于国文素有根柢的，尤其容易了解。此外还征求留学日本的朋友，给我们译几篇，是一种帮忙性质，我记得杨廷栋（翼之）、杨荫杭（号补堂，又号老圃，无锡人）都帮过忙，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，那些译文，都是属于政治、法律的。至于稿费一层是谈不到，大家都是义务性质，而青年时代，发表欲也颇为强盛。
《励学译编》是月刊性质，每期约三十页，在当时的中国，无论是日报，无论时事杂志，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（日报的两面印，是上海《中外日报》创始的）。所以我说三十页，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，那要算六十“配其”了。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，何况是苏州呢。当时，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，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。好在那些稿子，并没有什么时间性，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，每期三十页，不过两万多字而已。
我们和毛上珍订了一个合同，他们也很努力，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，这三十页木板书，尽一个月内刻成。书是用线装的，纸是用中国出产的毛边纸印的，字是木刻，可称纯粹是国货，只是里面的文字，却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。刻版是毛上珍经手，印刷当然也是毛上珍包办了。可是木刻比了铅印、石印，有一样便利，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，反正木版是现成的哪。
这个《励学译编》，也是集资办的，最初几期，居然能销到七八百份，除了苏州本地以及附近各县外，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的。我们也寄到上海各杂志社与他们交换，最奇者是日本有一两家图书馆向我索取，我们慷慨地送给他们了。我想：这是他们出于好奇心吧，想看看中国人出版的木刻杂志，也算一种轶闻。当时虽然也曾轰动吴门文学界，至今思之，实在觉得幼稚而可笑呢。
《励学译编》的总发行所，便是东来书庄，出版了这一种杂志，东来书庄也忙起来了。有批发的，有定全年的，有零购的，还有赠送的。批发是照定价打七折，各县各镇，颇多每期五本、十本来批发的。本来定价是每册二角，全年十二册的定户，只收二元，寄费酌加。但有许多外县乡镇，他们都是由航船上来取的。零购都是本城人，随意购取，看过了送与别人。我们赠送却不少，苏州的大善士敬送善书，写明有“随愿乐助，不取分文”八字，我们大有此风。这个木刻杂志，大概也出了一年吧？销数也逐渐减缩了，大家兴致也阑珊了，就此休刊完事。
但是这个翻译日文的风气，已是大开，上海已经有几家译书处，有的兼译日文书，有的专译日文书，因为译日文书报较为容易，而留日学生导其先河，如洪流地泛滥到中国来了。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词，自我们初译日文开始，以迄于今，五十年来，写一篇文字，那种日本名词，摇笔即来。而且它的力量，还能改变其固有之名词。譬如“经济”两字，中国亦有此名词，现在由日文中引来，已作别解；“社会”两字，中国亦有此名词，现在这个释义，也是从日文而来，诸如此类甚多。还有一个笑话，张之洞有个属员，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，叫他拟一个稿，满纸都日本名词。张之洞骂他道：“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，你们都是胡乱引用。”那个属员倒是强项令，他说：“回大帅！名词两字，也是日本名词呀。”张之洞竟无词以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