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说自南京高等学堂停办后，由蒯礼卿先生留在他公馆里的，约共有五六人。现在我所见的，一位是汪允中，他是安徽歙县人；一位是陈宜甫，他是镇江人；一位郭肖艇，他是安庆人。苏州人本有两人，一位是戴梦鹤，一位是余同伯，梦鹤有病不能来，而同伯则另有他就，已向别处去了。但另外有一位苏州人，是王小徐，他并非是南京高等学堂学生，他是吾苏王绂卿先生的次公子，他的哥哥王君九（季烈），也是我所熟识的人。大概蒯与王绂卿为甲榜同年，所以小徐呼蒯礼卿先生为年伯也。
我所下榻的地方，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轩里，这个翻轩，一排共有五间，我便占了两间，一间作为卧房，一间作为起居，壁间也悬有什么书画之类，沿窗安置了一张有抽斗的书桌，以供读书写字之需。在我所住的左首，有一个月洞门，走进去却是另一个小庭院，也有三间宽大的屋子，那便是汪允中、陈宜甫、郭肖艇三人所住的。我到蒯宅的时候，王小徐还没有来，他在北京当小京官，蒯先生约他来，就是拟聘请他在十二圩盐务督办差上当一位文案，实在绂卿逝世后，他周恤故人之子也。
到了明天晚上，吃过夜饭以后，他果然到我的室中来了，一谈就谈到了深夜。他问我近来喜欢看点什么书？主张哪一种学说？这一问，可就把我问窘了。我虽然也看看书，然而我的看书，是毫无系统的，杂乱无章的，俗语所谓“抓到篮里就是菜”。而且有许多书看了以后，老实说“不求甚解”，甚而至于过目即忘，从未有深入堂奥，加以深切研究的。现在要问我学说不学说的话，我更茫无主张，无词以对了。
我只得坦白地说：“实在孤陋浅薄得很，因为家贫不能购书，只不过从亲友处借来看看，所看的也都是芜杂的一类，至于正当有系统的书，看得很少，以后要请先生指教。”他似乎颇喜我的坦白，便说：“你要看书，我这里有个小小藏书室，书虽不多，但求学上应看的书，约略均备。现在新学盛行，据梦鹤说：足下颇喜新学，我这里上海近来新出的书，我觉得可观的，也随时托人添购一二，不过有许多简直是胡说白道。你爱看什么书，就看什么书，明天你自去选择就行了。”
原来他所说的小小藏书室，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邻。不是我说的我的下榻地方，是一排五间的翻轩吗？我所住的是东首的两间，而最西首的一间，便是他的藏书室，里面排列着七八具大书橱与大书架，都装满了书，其余的桌子上，柜子上，也堆满了书，那当然都是线装木版书，虽然也约略分类，可是不大整齐。我进去展览一过，真是如入山**上，目不暇给。起初想随意取数册携归房中阅读，但是史类呢？集类呢？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。既而想从前无书可读，偶有所获，不加抉择，今有如许可读的书，不能再乱七八糟，要定有一个方针，且与蒯公谈谈，他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或能开我茅塞也。
一日，偶与蒯公谈及诸子，他说：“看看子书也好，可以开发思想。我们营逐于科举，博取功名，死守儒教，只知四书五经，而不知尚有许多学说也。”于是我在藏书室，选取一部《庄子》，一部《墨子》。《庄子》，我在以前也曾看过几篇，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。《墨子》我不曾看过，但我读《论》《孟》时，曾知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而利天下”，现代作家，常引用《墨子》的学说，好像很时髦的一部书。我预备先读《庄子》，后读《墨子》。谁知这部《庄子》，还是明末版本，纸张既薄且脆，我一不小心，翻书时用力一点，便扯破了一页，问他们有别的《庄子》吗？一时也找不到。我觉得这是名贵的书呢，不要损坏了它，草草看过，还了藏书室。
蒯先生又要索观我的诗文，以我的自卑心理，实在觉得拿不出去。而且我又不大留稿，在南京来的以前，梦鹤就关照我，“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。”我就怪他，必是你为我捧场，梦鹤说：“蒯公很肯教导我们后进，给他看看何妨。”因此我就抄录了几篇，又默写了几首诗，送给他看。他第二天晚上来谈天的时候，就袖之而去。到了明天，他来还我的时候，说道：“你近来很在读龚定庵的诗文集吧？所写出来的诗文，都有龚定庵的气息了。”
提起了龚定庵，我又有插话了，约在四五年前，我在护龙街旧书店获得《龚定庵补编》两本，木刻大字本，但有文而没有诗，心窃好之，以其文气奇兀，不同凡俗也。因思有《补编》必有《正编》，向护龙街各旧书坊竭力搜寻，均无所获。后闻祝心渊先生有全集，拟向借观而尚未果。会戴梦鹤至南京，我托他向南京书坊问讯。后来梦鹤自南京归，道经上海，写信给我说“南京无龚集，而在上海觅得一部，是杭州版，其中有数页已断烂空缺，而索价须五元，计六册。”我复书谓无论如何，请弟购之归。自此以后，我得读了定庵《己亥杂诗》等诸诗。那个时候，上海书贾，尚未有龚氏诗文集出售。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时，在邓秋枚（实）先生处，得到了《定庵集外未刊诗》一册，我请人用精楷石印，在“秋星社”（小书店）出版，销行了一千册，此是后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