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金粟斋译书处时代，认识了不少的名人。因为那个时代，正在戊戌政变以后，来了一个反动，禁止开学堂，谈新政，康、梁逃到海外，许多新人物，都避到上海来。再加以庚子拳变，两宫出走，洋兵进京，东南自保，上海那时候，真是热闹极了。
我们这时候的金粟斋译书处，又迁了一个地方。那个南京路（上海称为大马路）的老地方是一个繁盛的区域，但我们的译书处，却并不一定要一个繁盛区域，尤其是后面是个野鸡堂子，燕莺成群，使叶浩吾先生为群雌所俘，闹成笑柄，住在这里，更不妥当。我们如果找一个清净的区域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于是我们和方漱六商量了，预备迁居，择一个比较清静所在。这时上海的公共租界，正在向西北区扩展，开辟不少新马路，我们便向这些新马路去找寻房子，却便找到了登贤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房子，我们便迁移了进去。
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，当时还未定名，大家呼之为新马路，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，租界收回以后，又改名为凤阳路了。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旷地，荒冢乱草，但是那些地皮商人，已经在那里建筑起房子来了。我们迁移去的登贤里，便是新造房子，围墙也没有砌就，仅把篱笆围了起来。可是邻居一带，我们便相识起来。在我们后门相对的一家，便是吴彦复的家；在我们前面，有一片方场，另外有一带竹篱，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。
薛锦琴是广东人，记得是她叔叔薛仙舟带她到上海来的。有一次，静安寺路的张园，开什么大会（按：张园又名味莼园，因为园主人姓张，故名张园，园内有一厅，名安垲第，可容数百人），有许多当时号称维新志士的在那里演说。忽见一位女子，年可十八九，一双天足，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，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，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上海还是罕见的，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，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，还没有这样大胆的。
一时鼓掌之声，有如雷动，薛锦琴女士侃侃而谈，说得非常慷慨激昂，听者动容。至于说了些什么，也是说中国要革新变法这一套，但出于一位妙龄女郎之口，就更为精采了。因为她是一位不速之客，踏上台来演说，虽然听她口音（广东官话），看她服饰（那时候广东妇女的服饰，与上海绝异），一望而知是广东人，下台以后，方知道是薛锦琴女士，并且知道也住在登贤里，还是我们的芳邻呢。
住在我们后面的一家，便是吴彦复先生，他是一位公子，又是诗人，号北山，又号君遂，他的身世，记述者很多，无容细述。他是一位礼贤好客的人，那时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里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炎。在南京的时候，早已闻名，有人称章枚叔是怪客，也有人呼之为章疯子。我见他时，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，不憎不俗的衣服，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衣。手里拿了一柄团扇，好似诸葛亮的羽扇。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了，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后，好像一个鸭屁股。他是浙江余杭人，那时他的排满思想，已塞满在他脑子里，但他的讲话，还是那样温文迟缓，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，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，实在不容易听呢。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，他也很高兴，但一定用黄帝纪元，有人请他写扇子，他也写，字颇古艳，别有风姿，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。
吴彦复带了他的那位姨太太，唤做彭嫣的，还有两位女公子，住在这里，但是他家里的宾客很多，有时开出饭来，便坐满了一桌。这时从日本回国的，从欧美回国的，从北京下来的，从内地出来的，都齐集在上海，都要来拜访吴彦复、章太炎。常到他家里的有沈翔云、马君武、林万里（即后来的林白水）、章行严，都是一班有志青年。行严这时年少翩翩，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的人吧，他常到吴彦复家里去，与太炎先生，讨论学术。因为他与太炎同姓，人家有疑为他们兄弟行的，其实太炎是浙江人，行严是湖南人，可谓同姓不宗。后来行严也编过一部《黄帝魂》，充满种族思想，那时候的种族革命思想，实已深中于人心。
行严也常到金粟斋来，金粟斋的后门，正对着吴彦复的前门，两家宾客，川流不息，因此便显出更热闹了。我们有时吃了夜饭，也便到吴彦复家里去玩，常见他们那里高朋满座，议论风生。彦复先生对人和蔼，每喜奖掖后进。他曾经送我一部《北山诗集》，其时我的《迦因小传》正再版，也送了他一册，他还做了诗呢，起初我不知道，后来读梁任公的《饮冰室诗话》，却载有一则，今录如下：
十年不见吴君遂，一昨书丛狼籍中，忽一刺飞来，相见之欢可知也。相将小饮，席间出示近稿十数纸，读之增欷。顾靳不我畀，惟以别纸题《迦因传》一首见遗，录此以记因果。诗云：“万书堆里垂垂老，悔向人来说古今。薄酒最宜残烛下，暮云应作九洲阴。旁行幸有娄迦笔，发喜难窥大梵心。会得言情头已白，鬑鬑相见久沉吟。”《迦因传》者，某君所译泰西说部，文学与《茶花女》相埒者也。
任公说这话，那是过宠了，我们何能与畏庐先生的《茶花女》相埒呢？不过彦复何以对此而发牢骚，有人说：那个时候，彦复的如夫人彭嫣，正是下堂求去，他不免借他人的酒杯，浇自己的块垒，而任公也知之，所云“因果”者，乃以掩扬出之耳。
有一天，我从金粟斋出门，看见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，到薛锦琴的家里去。我问他何事？他说：“奉彦复先生命，拜薛锦琴为师，薛锦琴是固中西文并茂也。”彦复的两位女公子，长名吴弱男，次名吴亚男，那时两姊妹，年不过十一二，我们在彦复家里时，常见她们憨跳狂跃，不想后来弱男女士，便做了章行严夫人。因为大家都出国留学了，想是在国外缔结这姻缘吧。及至又二十多年后，我在北京的车站，乘京沪路车回上海，又遇见了章夫人，那时行严在沪大病，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，邻室的章夫人，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呢。此是后话，在此不赘。
我们的金粟斋译书处开办了有半年多后，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，说是严又陵先生要到上海来，我们要略尽招待之责。严先生是住在天津的，这一回到上海来，并不是什么游玩性质，说是奉命来办理一项洋务交涉的。我们得到了蒯先生的信，当然要欢迎他。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，这次来，他是寓居在一位同乡的家里，那也不去管它。约了上海几位名流，请他吃了一次饭，自由方漱六去安排，不必细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