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到了上海的几天内，即到《时报》馆去访问狄楚青、陈景韩两君。那时候的《时报》，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广智书局的楼上。走上去是一条黑暗的楼梯，到了楼上，始见光明。《时报》是在一九〇四年，清光绪三十年间开办的，到这时候，大概有一年多了吧？虽然销数不及《申》《新》两报之多，一时舆论，均称为后起之秀，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。
我知道上午是报馆里没有什么编辑人的，所以到了下午方去。到了报馆里，先见的陈景韩，他见了我，开口便说：“楚青想请你到报馆里来，可以不可以呢？”正在谈话时，楚青已来了，他总是满高兴的样子，穿了一件黑呢的马甲，胸前一连串的钮扣，向来是一个也不扣的。匆匆忙忙，好像是坐不定、立不定似的，我和他初次见面，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，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。
他的条件，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，其余还是写小说，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。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：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，小说每千字两元。以此分配，论说方面占三十元，小说方面占五十元。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，只举其成数而已。这个薪水的数目，不算菲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，比我早两年，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，薪水只有二十八元。孙君说：“就是每月二十八元，也比在苏州坐馆地、考书院，好得多呀。”（他是南菁书院高材生，素有文名的。）何况八十元的薪水，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，因此我也很满意。写论说，自然是针对时事发言，那是有时间性质的。我是做八股出身的，写论文只不过偶然为之。
也曾看到报纸上的论说尽是那种滥调，人称之为报馆八股，但我这个科举八股，怕对于报馆八股不中绳墨。写小说，已觉得轻而易举了，并不硬性规定每日要登多少字，但至少也得像个样儿，可以引人入胜。因为《时报》很注重小说，狄楚青在梁启超创办的《新小说》杂志上，便写了长长的一篇提倡小说的论文，说是小说感人的力量最深，胜于那种庄严的文章多多。
陈景韩（笔名冷血）也在《时报》上写小说的，他写的小说，简洁隽冷，令人意远，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，但译笔非常明畅，为读者所欢迎。那时候，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，读者颇能知所选择，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，往往一种情节曲折，文笔优美的小说，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。楚青的意思，要我与冷血的小说，轮流登载（那时的报纸，每日只登一种小说），以餍读者之望。
单是写论说与小说，我不必天天到馆，这个工作，在家里也可以做呀。但楚青的意思，要我天天到馆，在主笔房里，另设了一张写字台，安排了笔砚之类。他说：在报馆里天天见面，大家亲切有味，有什么问题，可以互相讨论。便是写论说，也可以对于新闻上，有所讨论商酌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，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，仅仅是闭门造车，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。
这时候，上海的报馆，没有一定的制度，不像现在那样，有社长、有总编辑，以及许多名衔。一个报馆里的两大权威，便是总经理与总主笔。名义上自然总经理管报馆里一切事务，总主笔担任编辑上一切事宜，但是总经理有时也可以干涉到编辑部，而且用人行政之权，就属于总经理（私人出资办理者，便称为报馆主人），所以当时的总经理，就等于现在的社长地位了。
时报馆，狄楚青是总经理，罗孝高当时是总主笔。罗孝高是广东人，他是康南海的学生，梁卓如的同学，因为时报馆的成立，是有康、梁一部分资本在内的，所以他们推举罗孝高为总主笔。此外主笔中，也另外有两位广东人，一位是冯挺之，另一位的姓名，我已忘却了。但罗孝高除审查论说外（有时也写论文），其余两位广东先生撰写论说外，他们都不管编辑上的事。
罗孝高有家眷在沪，不住馆内，两位广东先生合居一室，因为言语不相通，很少与我们接洽。
《时报》的编辑新闻人员不多，除罗孝高总主笔，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，专编新闻的人，只有两位，便是陈景韩与雷继兴，他们都是松江人（那个时期，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，上海县亦属于松江府也），而且两人是郎舅，继兴的夫人，便是景韩令姊，雷继兴学名一个“奋”字，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毕业生，思想明捷，笔下很好，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人，可惜他是有病的，还是一种很深的肺病咧。
此外还有一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，那时上海中文报，对于外国新闻，不大注重，英国的路透电，不送中文报，要从西文报上转译得来，读者也不注意，除非世界有大事发生，始登一二。其他外国通讯社，也很多尚未出版的，所以这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，每天不过从《字林西报》译载二三条关于中国新闻的，至于编者不用，他也就不管了。还有一位专译电报的张先生，也是广东人，年纪五十多，他的译电报，可真熟极而流，看了号码，便知什么字，用不着翻电码书。《时报》上的专电，都是深夜方来，幸亏他翻得快，不致耽误时刻。以外便是校对先生了，只有两人，都是熟手，因此报上的错字还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