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到上海以后，并没有在男学校教过书。我在山东，对付学生，觉得还好。到上海后，我惴惴然怕对付不了这班男学生。
况且我的职业，已命定我当新闻记者的了，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，来做教书先生。而且我立志也不愿教书，这不过变相的冷板凳而已。
况且我青年失学，读书甚少，就我所学，也不足以为人师，仗一点小聪明，并无真学问，古训所说：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。”我倒服膺龚定庵这句诗，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。
至于在女学校教书，她们既不讨厌我，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们讲解，觉得很有兴味，而且女子往往别有慧心，较男学生聪明。在我所教的三个女学校中，以城东女学校教得时间最长，民立女中学次之，女子蚕业又次之。此外上海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女学校，一为务本女学，一为爱国女学。这两个女学校，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过书，但曾给朋友去代过课，务本只代过一星期，爱国却代过一个月。这个爱国女学，还是蔡元培先生那时所创办的，直到民国八九年时还存在着，那时的校长，好像是萧蜕呢？
此外上海还有个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，开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区，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。虽然它在三马路的时代，我的女儿可芬，也在那里读过书；后来那个“小中西”，我的孙女儿，也在那里读过书，那都是外国女教士当校长的，这个女学校，我总嫌它的贵族气太重，夕阳西下，门前汽车停了一条长龙，往后也就不再去上学了。
城东女学的地址，在南市竹行弄，一条极狭的弄堂，弯弯曲曲地走进去，里面却有古老式的，不像租界那种房子的一座房屋。杨白民便利用这座祖遗的房子，开办这个女学校了。他那个女学校是家庭式的，因为他的家眷也住在里面，除了有间厅堂可以做课堂，其余的屋子，除了自己居住外，便做了女学生的宿舍，为远道来的女学生住宿（这时外县如松江、苏州、无锡、常熟、嘉兴等地，到上海来就读的女学生极多）。至于本地通学而走读的也不少。
城东女学的校长是杨白民，他的夫人，便当了管理学生的舍监（适与民立女学相反，民立是苏本嵒为校长，而其夫王孟绿为教员）。杨师母虽在中年，尚有睡在摇篮中的小女孩儿，她主持中馈，更是一位家庭主妇。于是住在他们家里的女学生，课余之暇，便给她抱小孩，有时还帮着杨师母烧小菜。她们的课程中，本来有几项属于家事的，如缝纫、烹饪之类，缝纫不必言了，那时毛线工作，正在长足进步，而烹饪一课，亦别有风味。
杨先生主张烹饪一课，每月要实习一次，在星期六举行，以每一学生捐银两角，十个学生为一组，轮留当值。从前有两元，可以办很好一桌家庭饭菜，请各教师来白吃（还讲出《论语》“有酒食，先生馔”的古训来），吃后请加以批评。至于校长则贴酒饭与柴火，其事至为公平。不过有几位学生，本来是会烧菜的，当然很能入味，有两位从未烧过菜的，那些娇养惯的小姐们，鸡手鸭脚，烧出来的菜，咸不咸，淡不淡，令人攒眉。有位老先生正要加以批评，我拽了他的袖子，笑道：“吃了白食，不要瞎批评了。”于是大家都说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女学生们，向她们说了几句重话，都要哭的，但我不曾惹她们哭过。陈景韩在城东女学教书，常常骂得她们垂泪，他自己也撅起嘴唇，面相很觉难看。所以陈先生上课，她们不敢多说多话，背后却骂他“冷血动物”（因他的笔名是“冷血”也）。实在，像民立女中与女子蚕业，我所教的一班，都非常整齐，用不着疾言厉色。城东女学，班次既杂，人数亦多，往往不大整肃，似非稍加严峻不可。你若太放纵了，她们就愈加撒娇了。
要是诚恳地同她们讲，也并不是讲不通的。我最讨厌她们的，是把那些绒线生活，暗带到课堂里来，她们一面听讲，一面在桌子底下织那绒线生活。她们是熟极而流的，眼睛不必去看它。但是一不小心，钢针落地，丁零一声，大家都回首以观，掩口而笑了。有时候，的溜圆的一个绒线球，直滚到了教师桌子旁边，她又不好意思来拾取，倘把绒线尽扯，却是愈扯愈长。我已经几次托杨师母给她们说了，她们却还是老不改，我只得自己开腔了。说了以后，果然就没有带绒线生活上课堂来了。
城东女学的故事是很多的。有一次，他们那里招收了一个漂亮的女学生，年约十七八岁。虽然漂亮，但衣服穿得很朴素，不施脂粉，完全是个女学生型。这个女学生，是在黄任之所教的国文班里的。城东女学招生，不似别的女校里十分严格。因为学生都是幼年失学，到了年长，方始来补习的。在现代那种校风说起来，又要说她是“校花”什么之类了。在城东女学也来了有两个月了，倒也是很聪明而且很勤恳。
有一天，黄任之有应酬，人家请他在某一西菜馆里，内中是有许多商界中人的，他们“叫局”（即召妓侑饮），黄任之自己不叫局，而不能禁止人家不叫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