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对于毕倚虹这位朋友，很想写一写，但几次搁笔，我想人已死了，何必再加以评论。而且心中还横梗着一个念头，如果不遇着我，或者他的环境不同，另走了一个康庄大道，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。我对于他很觉一直抱歉似的，及至他逝世以后，我续写了他的小说《人间地狱》，结束了这部书，写了一个序文，还叙述了这个负疚的意念呢。
我和他相遇的时期，大约在民国三四年间，我在《时报》编辑新闻之外，还编了一种《妇女时报》的杂志，属于有正书局出版的，是个月刊。这杂志是以征集妇女作品为宗旨，但也很为艰困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女学方有萌芽，女权急思解放，不过真能提起笔来，写一篇文章的人，却是难得的。只有几位能写写诗填填词的名门闺秀，已算是凤毛麟角了。不过这些诗词之类，我们也一概欢迎为之登载。
后来有位署名杨芬若女士者，投来诗词，颇见风华，我们也照例捧场。不过我一看写来的笔迹，便不像是女子所写，因为《妇女时报》的来稿，我已看得多了，大概是床头捉刀人所为，早已有之，亦无足怪。
不久，毕倚虹来访问了，那时他还没有倚虹这个笔名，只知道他名振达，号几庵。他以代为杨芬若领稿酬为名（当时的稿酬是有正书局的书券），其实专为访我。他承认杨芬若是他夫人。他告知我：“本在北京当小京官，后随一外务部员陈恩梓君到新加坡去，陈为领事，我只是随员。谁知一到上海，武昌便起义了，我们停留在上海。辛亥革命成功，陈先生回苏州，我便到中国公学读书，不做官而当学生了。”他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人吧，我颇喜爱其风神俊逸，吐属清新，又以他与我的开蒙师陈恩梓陈先生相识，似乎更较亲切呢！
以后，便时相过从，但总是他到报馆来访我，我没有到他住居的地方去访他。实在，他和我所居的地方很相近。我住在沿北火车站一条弄堂叫作庆祥里，他也住在和北火车站相近，和他的一位好友郑丹辅（杭州人，亦世家子）住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肄业，而中国公学却开设在吴淞，他们每天必要搭火车去就学的。那时郑丹辅学商科，毕倚虹学法政。毕倚虹的肄业于中国公学，却是有些可笑的，原来每一个星期，他至多只到三天，而每逢考试，必名列前茅，因为法政科没有外国文，至于中国文什么讲义，他一看就懂了。
这时他住在上海，他的大家庭是住在杭州，他的父亲毕畏三先生，在前清末纪，已由部曹而外放为浙江候补道了，在杭州建造了一所房子，在候潮门外，就预备定居在那里。这个宅子，我曾去过，还记得一副门联，是集句的，上联是“圣代即今多雨露”，下联是“故乡无此好湖山”，这种联句，当时也是他们作寓公的陈旧老套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什么即用道、候补道，一古脑儿消灭于无形，然而官虽不做，人是要吃饭的，这些做官的，不做官叫他去做什么呢？于是不做清朝官，便做民国官，“换汤不换药”，这也不是很为方便吗？可是在此时期，浙江省已是军阀当道，毕畏老周旋于这班武人之间，也很为吃力呢。
再说，毕倚虹与郑丹辅两人，为入中国公学读书，租屋居住，但他也有几家亲戚在上海。先说一家刘氏，帮李鸿章打“长毛”的刘铭传（号省三，合肥人），后来又做过台湾巡抚的，有近代史知识的先生们当还记得吧。倚虹的祖老太太，记得就是刘氏。刘铭传已故世了，有一子及诸孙，均在上海，他们在孟德兰路造起一座大厦，与陈夔龙的房子，可算望衡对宇。倚虹与他们诸孙辈都是表兄弟行，也时相过从的。还有，倚虹的妇翁杨云史这时也住在上海（住址在何处，忘记了）。大家知道杨云史是李伯行的女婿，李鸿章的孙婿，但这位杨芬若的亲生母亲李氏太太早已逝世了。现在杨云史的续弦是徐氏，也是名门之女，名字唤作徐霞客。我们中国旅行家，都知道有一部《徐霞客游记》，这位徐霞客女士却与她的丈夫每日遨游于芙蓉城里，霞客两字，也可以称得名副其实了。因此倚虹不去丈人家，杨芬若亦少归宁。
这些牵丝攀藤的事不再述了，我且提及毕倚虹怎么到了时报馆来了呢？自从辛亥革命以后，时报馆的繁荣，大不如前，本来执业于《时报》的，如雷继兴、林康侯、龚子英等等，都纷纷离去，有的做官，有的办学，还有银行家、经济家，各就所业，而最重要的是陈景韩的离《时报》而去《申报》，连息楼也是冷清清的了。《时报》编辑部请不到好的适当人才，狄楚青大有消极态度。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后，有时仍兼了外埠新闻，屡次请楚青添人，他总说没有适当的人。我知道他是怕革命党人的，譬如像南社里的人，他宁可敬而远之。而不知你这保皇党的余臭，趋时附势者，对于《时报》，也就有些望望然去之，不敢熏染呢！
在倚虹一方面呢，自从中国公学毕业以后，他的父亲原想他也回到杭州大家庭里去，以待机缘，谋得一官半职。毕畏老有两个儿子，倚虹居长，他第二子号介青，也来过上海，颇温文尔雅。但毕畏老以倚虹较开展，而介青颇拘谨，从来“知子莫若父”，故颇属望于倚虹。但倚虹呼吸了中国公学的新空气，又迷恋于繁华世界的上海滩，真是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了。不过一个知识阶级人，游玩也有厌时，没有一个固定职业，吊儿郎当的也殊无聊。他颇歆羡于我们的记者生涯，几番向我作暗示，因此我就推荐于楚青，又由他们两人谈了一谈，事遂定局。
倚虹自入《时报》以后，我便感到一大轻松，外埠新闻便由他编了，要闻上偶然也能帮我的忙。这时外国通讯社，也便多起来，除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外，英、法、德、俄都有通讯社（上海西文通讯社稿，都译成中文送各报馆，故人名、地名都一律，由伍特公主其事），亦须检定排次序。再则《时报》当时有一个副刊，名曰《余兴》，专载杂文、诗词之类，也是我到了时报馆以后创设的（《余兴》还出单行本，月刊一册），倚虹也高兴编辑，他的什么《清宫词》之类，好似就在《余兴》上发表的。既而我们嫌《余兴》不活泼，便又商量创《小时报》，那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副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