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毕畏三先生的候潮门住宅，我曾去过两次。一为倚虹的祖母七十岁寿辰，前去拜寿，那时冠盖相望，车马喧闹，这怕要算他们到杭州以后全盛时期了，清理官产处的差使，想也在此时。一为倚虹的祖母逝世后的开吊，我也去拜奠，盛况就不及前了。本来丧事人家，也闹不出什么来，不过我看这一次的毕畏老的精神大不如前，和我讲话，口水垂垂而下；向我敬茶时，两手震颤不已。
乃未几而畏老也故世了，这时我不在上海，未曾往吊，也不知如何发丧，亏空公款，他已是一个罪人了。这些军阀辈，待他死后发覆，已是给他一个大面子，以后就是公事公办了。
其实，谈毕倚虹的家运，自从他祖老太太故世，便衰颓下来了。不知如何，往往一位年已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却能镇住一家，我的好多亲戚家，都是如此。试读《红楼梦》，贾母一死后的景象，曹雪芹必非无因而著此。而有清一代，那拉氏死后，这个宗族，也遂倾覆了。我这话似乎涉于迷信命运之说，或者其中也有个至理吧？毕畏老在日，早已百孔千疮，自己也知已不了，只是硬撑着的，现在一瞑不视，这个家庭便立即崩溃了。死了还有什么说的，好像小孩子撒了一堆烂屎，终于是要揩屁股的。当局便板起面孔，执行法律，责令赔偿，查抄家产，那便是专制时代的“抄家”了。那毕畏老仅有候潮门一所房子，余无长物，立即充公，尚还不足，中国的传统法例，是父债子还，于是倚虹便吃官司，被拘留起来了。
其实我有一位同乡世交朱寿臣兄，我与他小考进学时是同案。他家里是丝织业巨商，苏州有朱义和纱缎庄，上海有老嘉福绸缎店，但他却到北京去做官，和毕畏老是同衙门，亦为好友。这一回，为了安排畏老身后事宜，诸老友出了一些力，他也被邀来杭。回去北京，路经上海，我请他吃了一餐饭，谈谈毕家的事。他说：“毕畏老是个忠厚老实人，怎能与此辈军阀周旋？即以他们的打牌而言，五百块底，一千块底，不算一回事，试问畏老如何吃得消？为了要在他们手里讨针线，不得不敷衍他们，坐下去了。而且他的手段极不高明，他们愈加欢迎他。至于他们这班武人，输了可以划账，互相往来，畏老却是要现钱交出去，少说总有几千块钱输给他们了。朗兄！这就打牌一端而言，其余你可以想见了。”
再说，倚虹吃官司，有人说关在杭州监狱里，其实非是，他并不是什么刑事犯呀。他只是软禁在县衙门里，而且那位县长对他很为优待，住居在花厅内一个耳房里，派一个仆役伺候他，所谓伺候他者，其实也是有看守他的性质的。有家中人访问他的自由，有与朋友们通信的自由，有阅读书报的自由，就是没有出门一步的自由。
这个时候，我正在上海大东书局办一小说周刊，名曰《星期》，他供给了我许多短篇小说，颇多精奇之作。我问何所取材，原来这个看守他的仆役，本来是一个老兵，经历的地方，遭遇艰险，就是不少。倚虹在无聊之中，和他谈天说地，有时说得高兴，还犒以绍酒半斤，虽然也有些是无稽之谈，一经倚虹渲染，都是大好资料。
他父亲的事，幸有诸位老友为之料理弥补以后，倚虹也得释放了。但是家已破了，财已尽了，房子早已充公，亲属亦且离散。那时候，许多人便都谈到毕倚虹与他的夫人杨芬若离婚的事了。我于此先声明一笔，我就不想谈此一事。我不是像那老先生们，固守旧道德，不谈人家闺阃的事，我只是想这是倚虹最摧心的一件事。要评论起来，当然是两方面各有不是，可是现在死的已经死了，老的也已老了，何必再翘起那种不愉快的前因后后果呢？讲到离婚，现在已经不算一回事，在此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的世界，尽有最初**，心心相印，一旦判决，反而若不相识，何况他们也还是盲婚呢。当时议论这一事，有善意的，有恶意的，有主观的，有客观的，有真实的，有虚诬的，真是不可究诘，我只好用放翁的一句诗：“身后是非谁管得”一言表过了。
我今要说的是倚虹再到上海，再进《时报》的事了。在此我不能不先述及刘香亭，前章我述及他离开《时报》时，举荐了香亭为代，他是曾做过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孙，他们是军功起家，属于李鸿章的一派，也是合肥人。刘铭传的诸孙中，只有香亭文学最优，能写骈体文，在这时期的文体，虽未流行白话文，但已趋于文词的通畅，从事于骈四骊六的文章的已经不多。不过在《小时报》上那些小品文，每天不过三四百字，以及外埠新闻上一个短评，他也对付过去了，当然不及倚虹的冷隽而深刻。我有一时期，也曾定润例，作卖文生涯，代做一副对联者，四元；寿文、祭文、墓志铭等面议。我为什么要有此举，因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，“包先生！我的朋友死了，谢谢你！给我做一副挽联。”（这个润例发表后，恰值张仲仁的母亲故世了，我一连做了六副挽联，都是商界中人送的，说来说去这几句话，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。）至于杂文润例，原说是写散文的，忽有点戏要我写骈文的，说，润资加倍，这笔生意，我便介绍给香亭了。
香亭为人拘谨老实，友朋辈往往玩弄他，他也不敢与抗。他编《小时报》起初是个生手，我就帮了他的忙，后来也就弄惯了。当我离开《时报》的时候，他觉得单独，没有趣味，也想离去，我力劝他不要走。他的父亲子鹤先生，对他颇严厉，家本富有，而一个钱也不肯给他用，要他自寻职业，自己则金屋藏娇，打起奢华的小公馆来。我说：“你的职位无论如何总是一个高尚职业。”我的私心还怕人家说：我是拖了他同进退的。但迟之又久，香亭谋到了一个职业，究竟离开《时报》去了。
香亭一去，狄楚青却伤起脑筋来了。因为编辑地方新闻，谁人可为，这个《小时报》，要雅俗共赏，有点风趣，带点幽默，不像《时事新报》《民国日报》的谈玄学、表党义、严正立场。又好似一个顽皮的儿童，却又有些聪明活泼的。因此楚青急想征求人来弄这个玩意儿了。第一个来的是文公达，他本来是在《新闻报》的，以为似豆腐干大的《小时报》，不妨兼理一下。但他是研究古典文学的。所用成语，太古奥了，读者莫名其妙。有时还有生字、僻字，字模上没有见过，排字房对之摇头。公达自己也觉得非其所长，奉身而退。继之者乃是大名鼎鼎的况蕙风（周颐），于是白石、梦窗，跃然纸上；《虞美人》《点绛唇》《蝶恋花》《沁园春》，联翩而来；大词家为之击节，小市民为之皱眉，北京戏剧家所说的“叫好不叫座”呢。
那时有人献议，这个《小时报》，非得小说家来办不可。当今小说家是谁呢？钱芥尘举荐了李涵秋。李涵秋居住扬州，有扬州才子之称，他所写的小说《广陵潮》，誉满大江南北，上海《新闻报》，也连载他的小说，不过这位先生闲居扬州，只是闭户造车，不肯出而合辙，可是要办报纸上一个副刊，不能在家纳福呀。狄楚青尊礼厚币请他到上海来，知道他上海无居住处，特地为他在东亚旅馆开了一个房间，那位李先生却因此闹了不少笑话。刚到上海，钱芥尘陪他走进东亚旅馆，踏上电梯，他说：“啊呀！这房间怎么如此小呀！”告诉他，这是电梯，不是房间，同文因此传为笑谈。
还有他的房间是开在三层楼上的，但二层楼排列着的房间，与它一模一样，那是他们建筑家所谓标准化，可是李先生跑到二层楼，以为是自己的房间，开门进去，却是一位少妇，这也是有过的。并且李先生在扬州是早起早眠，上海的报人，都是夜游神，因此而惹起了饮食不时，起居无节。即在编辑方面言，这个扬州才子的笔调，也不大为上海市民所欣赏，于是李涵秋敬谢不敏，只得回到的故乡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