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间，上海租界内，绑票路劫之案，真个是没有虚日。绑票是对于大资产阶级，路劫是对于小资产阶级，我曾被路劫过三次，想他们对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了。再说，那种路劫行为的人，专剥去行路人身上的衣服，上海白相人的行语，叫作“剥猪猡”，我曾三次被剥，又得了这猪猡的雅号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这种事，在当时觉得有些惊恐、恼怒；如今想起来，还觉得有些滑稽可笑。
我已不记得哪一年，也不记得是何月何日，总之那个时候是冬天。我家住在邻近北火车站的爱而近路，每夜从望平街报馆里回去的时候，总要午夜两点钟，看过报纸的大样后，方才可以离开。从报馆里回到家中，自南而北，要经过一条极狭的路，叫作唐家弄，这唐家弄虽然既狭且短，但横路极多。某一夜，我报馆里事毕以后，即坐了人力车回家，车子刚到唐家弄中段，便有两人从横路里窜出，拦住车子，一人抽出手枪，向人力车夫背上抵住，人力车夫只得把车子停下来了。然后他把手枪移向我，叫我走下车子来。另一个，便动手剥我身上那件皮大衣。持枪的人说道：“喂；朋友！识相点！”那位剥大衣的朋友呢，把我背后的领口一拉，两袖一翻，轻轻巧巧的已到了他的手中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何能抗拒。他剥了我的大衣，就向他自己身上一披，两个人便扬长去了。那个人力车夫呆立着问道：“先生！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有怎么办！你拉我到那边的巡捕房报案就是了。”
那个车夫很胆怯，说：“不要被巡捕房关起来吗？”我说：“放心！这与你无关。”原来一出唐家弄，就是一个捕房，这个叫作汇司捕房，从唐家弄一直到我家所住的爱而近路，这一带区域，都归它管理的。这个捕房的督察长（督察长就是探长，法租界三大亨之一黄金荣，也就是督察长出身），叫作陆连奎（此人于上海沦陷于敌伪时期，被人暗杀的），我也认识他。到捕房里，照例问了一问，记录下来，他们说：“这种案子太多了，每夜各捕房来报案的，平均总有五六起。”又喝问拉我的人力车夫道：“你认得那两个人吗？”吓得车夫瑟瑟抖，我连忙说道：“不！这个车夫，车子常停在我们报馆门口，我和他很熟的。”捕房里的人说道：“你不知道这班做案的人常常与车夫串通的。”
虽然报了案，我知道失物复得，那是渺茫的事，只好自叹晦气。三天以后，我在报馆里，接到一封信，上写了我姓名，是本地寄来的，没有寄信人的姓名，只写了“内详”两字。启封，先发现一张当票，此外是一张八行书的信笺。信写得很客气，开头是“某某老夫子大人钧鉴”，其下的许多话，大概是说前夜的冒犯尊驾，实在处身困境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还说，他曾当过革命军，被裁撤了，一家数口，无以为生。最后说：“知道你少爷出洋留学，将来如何发达，祝颂公侯万代”云云。下署的名是“革命遇难人”。
最初，我很纳闷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姓名？怎么知道我在时报馆而把信寄来？及至看到“少爷出洋留学”的话，方才省起有一封我的儿子在德国寄来的信，是寄到报馆里的，我留在皮大衣的里袋内的，被他搜得了，凭了这封信，寄还了当票给我了。信虽写得不伦不类，但通篇倒没有一个别字，字迹也比较还工整，为了“钧鉴”两字，我真要相信他是当过革命军的，而且把当票寄回我还算是“强盗发善心”呢。后与朋友谈起，他们说：“你别上他们的当吧？知道你是报馆里的人，高谈革命，他也就戴上一顶革命帽子，上海滩上许多流氓，都自称为革命人物。至于把当票寄回你，你要知道这些贼骨头，向来偷盗人家的衣物，上了当铺，概不取赎的，钱财到手，当票扯碎，那种笨贼，留着这当票，乐得寄回你，使你自赎，也可以销案了。”
这件皮大衣，在当票上当了四十元，我便把那封信以及当票，交给了汇司捕房。当票请他们代为取赎，交给他们四十元，因为由捕房去领赃，不要利息的这一件案子，我损失的四十元，总算是结束了。
谁知过不到一个月，我在深夜坐了人力车，又经过唐家弄，又从横街里窜出两个人，拦住车子，抽出手枪对着我。我这时已有了经验了，不必他说“识相点”，而我已早识相了，我便乖乖地自己脱了下这件皮大衣，不必他们动手了。他也照常向他身上一披，疾驰而去。好似我和他合作，身手快捷，恐不到三分钟。我疑心这两个人，就是称呼我为“老夫子”而祝我“公侯万代”的人，不过那里灯昏月黑，视线不明，我也未能认识真切呢。
立刻又到汇司捕房，陆连奎正在捕房里，笑道：“你先生又来了。”记录以后，他说：“唐家弄常常出事，你何必一定要走唐家弄呢。”我告以从报馆里回家，唐家弄是必经之路，有此近路，黄包车夫怎肯舍近路走而兜远路呢？我又责问他们道：“你们既知唐家弄常常出事，为什么不多派几个巡捕在唐家弄巡缉呢？”他也没有答复我。既而又说道：“他们的那些手枪，都是假的，你不如在我们这里领一只真手枪，以为防身之用，你们报馆里的主笔先生有此资格的，连同枪照、注册等等，也不用花多少钱。你如果不会放手枪，我们可以教你。只要放在大衣里，你掏出真手枪来，那吓得假手枪连忙逃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