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长于苏州，在苏州居住了三十年，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，苏州为我第一故乡，上海才是我第二故乡。语云：“游子不忘故乡”。我这个回忆录，写我儿童时代在苏州，就占了不少篇幅。就是住在上海时，一年也有好多次到苏州，除非暂时不在上海。有一年，到年终计算下来，竟去了数十次，这是有特别原因的。
苏州本来是个省城，人文荟萃之区，物产繁华之地，俗语所称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别一个省城所望尘弗及的。可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，苏州渐渐有退化的现象。为的是西化东渐，有一个“强邻”虎视眈眈在你侧，那就是上海。因此向来有些老辈，不许子弟到上海去的，总说上海是坏地方，现在也放任了。资产阶级向来不做上海生意的，现在觉得容易赚钱，也做上海生意了。科举既废，读书人觉得在苏州无出路，也往上海跑了。但苏州终究是个清嘉安适的住宅区域，所有老乡绅、老寓公，还觉得此间乐，不肯放弃。一直到国民党北伐军兴，迁都南京，江苏省政府移往镇江，苏州省城一变而成为一个县城，真有一落千丈之势。
但我还是常到苏州去的，因为我在苏亲友很多。我有一位老姊在苏，姊丈已经故世了，时常要去存问一下。我的岳家也仍住在苏州。后来我的两个女儿，在苏州天赐庄景海女学校读书（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堂），也得去看看她们。好在苏沪火车便捷，快车不到两小时，价钱便宜，我常是坐二等车，车费不过银圆六角。
最妙的在苏沪往来间，常常遇到新知旧友，在谈天说地之中，往往得到新闻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在火车中，对面坐一人，似为绅士模样的，他对我点头微笑，我亦报之以微笑。他问我贵姓，我出一名片示之，他也报我一名片，乃阮忠枢（号斗瞻），为袁世凯四方奔走，当洪宪时代之先，人称之为神行太保的。我在《小时报》写一则曰：《阮忠枢之脚》。毕倚虹则写一则曰：《张一麟之头》。因张当初力言袁世凯决不做皇帝，倘真做皇帝，请砍我头，真如孟子所说的“君子可欺以方”也。
又有一次，我在火车中，遇到吴稚晖先生，他和我大谈其报馆发行报纸。他说：“清晨走过望平街，群众杂乱，人行道上，尽是报纸。在外国，报馆出版了报纸，自己绝不发行，另有一个机关，专为发行报纸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也是习俗使然，上海报贩凶得很，他们可以挟制报馆。”我虽然常坐二等车，有时也到三等车里去看看。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（寿潜）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，缩在壁角看报，他在清季，就是沪杭铁路建筑时，他是浙江方面的主办人；江苏方面，就是吾吴王胜之先生（同愈）的主办人。辛亥革命，他是浙江都督，何以蜷伏在此？好在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后来询诸友人，他们说：“他生性如此，亦无足怪。”
总之每一次在火车上，遇到的新知旧友，笔难尽述。但这一次我所遇到的这位先生，我要记述一下的了。
这一次我从上海回苏州，刚在火车上坐定，却见前排椅子上有位躯体魁梧的先生，过来和我招呼。我认得他，这是王引才，上海人，是个教育家，一向在上海王培孙所办的南洋中学教书。他是我老认得的，在未到上海之先，同朋友到嘉兴参观秀水学堂，他就在那里教书了。后来在时报馆的息楼，他也来过几次，因此并不陌生，于是他从前排椅子上移过来，和我坐在一起了。他知道我是苏州人，便问：“常回苏州吗？”我也问他：“也是到苏州去吗？”原来他已由省里委他做吴县县长，现在他就上任去的。
现在要叙述在哪个时代呢？这是国民党北伐成功，移都南京，江苏省城迁往镇江的时候。不过像王引才这样的老教育家，有些冬烘气息的，竟也想出来做官，殊出意外。我当时便向他道贺：“原来是老父母，我要改称为公祖了。”他说：“老朋友！别开玩笑！我是蒙钮惕老的照顾，他说江苏有好几县份，都还没有委人，叫我选择，我就选了个吴县，因为苏州乃我吴文物之邦，我可以向诸位老先生们请教。”我至此方知道他是走了钮惕生门路而来的，钮惕生是松江人，他们的同乡，那时江苏的省主席，是不是钮惕生，我可忘记了。
但王引才是一个老实头，我不能不以诚意告他，我说：“苏州现在成为一个空壳子，从前在地方上有权力的一班老先生，所谓绅士阶级，都不在苏州了，你所熟悉而要去请教的是哪几位？”王引才道：“我实在没有熟悉的人，本想请钮惕老写信给张仲仁先生，惕老事忙也未写，我想到了苏州，便去拜访他们。”我说：“张仲老也不在苏州，还有何人，你所认识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！”我想：“糟了！你一个人盲天瞎地地跑到苏州，举目无亲，谁来睬你呢？”
我又问他道：“你这一回去，总算是到任了，可曾通知苏州的县衙门里呢？”他说：“听说省里已有通知下去，我呢，也已得到了省府的公文。不过我不想马上就接任，到苏州后，打算先观察一番。”
我想到在前清时代，无论那一个外省官署，凡是新官到任，总要忙乱一阵，还有交印、接印的仪式。虽是一个县衙门，却人员极多，因为他是一个地方事务官，与老百姓最亲近，什么事都要管，现在可不同了。这几十年来的政治变幻，我也未加研究；从前的官场情形，我也更不熟悉；王引才既想做官，自然应当知一点治理之策，谁知也是个吴下阿蒙。他说：“我这一次出来，现在想想，殊觉冒昧。今日得遇老兄，可谓幸事。你告诉我张仲老不在苏州，那我到了苏州，去拜访谁呢？你老兄到了苏州，住在哪里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住在表弟吴子深的家里，在阊门内桃花坞。”
我也问他住在哪里？他说：“想住旅馆。听说城外旅馆极多，随便拣一家住就成了。”我说：“万不可住城外旅馆，那是下等娼妓出入之所，不管你是何等客人，她们便闯进你房间里来。而且还有流氓、土匪，知道你是县长，那更糟了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还是住城内旅馆，比较干净些，但也不要露姓名，反正我没有什么事，我可以陪你到我熟悉一家旅馆去。”这家旅馆在景德路近观前街，安置已毕，我们两人便在松鹤楼吃了一餐饭，我算是为他接风。谈吐之间，他自称冒昧从事，我觉得他非但冒昧，实在有点糊涂。苏州人有句俗语，叫作“湿手捏着干面粉”，看你如何处置了。引才皱了眉头，再三要我帮忙，好像要我做他的高等顾问，我离苏已久，于故乡事也不甚了解，真是爱莫能助。
我问他：“你出省时，上级对于你，是否有所指示？第一是地方经济问题，现在江苏各县，都成为贫脊之区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呀！”我问他：“你曾否请示过？”他也说：“没有！省府里的几位先生，都是忙乱得很。他们的意思，以为地方上的经费，总是在地方上筹集，苏州地方的公款，都是在苏州几位绅士的手中，所以我此来要拜访张仲老呀。”我想：此公热中于做官，以为吴县是一个好缺，可是今非昔比，看他是一个书呆子，把一个烂包袱给他背上了。
我本来不管此事，也无能力管此事，引才却再三要我给他想想法子，我只得说让我考虑一下。
到了吴子深那里，和他谈起路上遇见王引才，是新到任的吴县县长。子深问：“是怎样一个人？现在苏州真是糟透了，地方上的事，要略尽一点义务的，谁也不管，变成个无政府。是你的朋友吗？我们见见他，明天请他吃一餐饭，如何？”我这里又有个插话了，桃花坞吴家，我舅祖清卿公（前文早有纪载）即子深的祖父，他是个富翁，可是苏州是绅富并重的，官场中有什么事，都邀请他，无非是要钱。虽然自己也是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，却是最怕见官。到了我表叔砚农公的时期，是子深的父亲，便渐已开放了，苏州的富室，都已到上海做生意，他们也在上海买起地产、开店铺、营商业。及至在子深的时期，那是更加发展了。因为他是一位画家，在城南沧浪亭，造起了一座苏州美术学堂。在南园，设立了一个小小农业试验场，似乎一破先人固守主义之戒了。
我因此怦然心动，便说：“你问是怎样一个人，人却是一个正派人，是个老教育家，决不成为什么贪官污吏。不过太庸懦了，他以为苏州是一个好地方，绝不知它现在的内容。苏州人士，他一个也不认识，今天见了我，一定要我给他想办法。你知道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可想？你若高兴，帮帮他的忙也好，也是地方上公益的事。”子深问：“如何帮他的忙呢？”我道：“老实说：便是钱的问题，俗语说得好：‘有钱万事兴’。不然，就僵化了，他是想在地方上筹款。”子深说：“你知道！此刻他们都不在这里，南京的南京，上海的上海。好，我们明天与他见了面再说吧！”
王引才在旅馆里，正在发愁，如何与苏州地方人士接洽，见了我们去，十分欢迎。子深与引才两人也谈得很好，因为王引才是一个不搭架子的人，吴子深一个不懂客气的人，两人说说笑笑，真觉一见如故。我于此简单说一句，子深已肯在经济上给他帮忙了。因为他的亲戚故旧，都是绅富阶级，银钱上也时有往来，上海的俗语：叫作“兜得转的人”。好在为数不多，筹措到这么二三万块钱，就可以渡过难关。县政府是公家机关，它是有收入的，不怕它少了人家的钱，何况有吴子深的担保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