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车的鸣笛声渐渐远了，教学楼前的人群也散了去。林薇把扩音器还给学生会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冲我们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走，去吃冰棍儿！校门口那家绿豆沙的，甜滋滋冰爽爽，最解气！”
牛雅溪拉着我的胳膊，脚步轻快得像踩着风：“我要两串糖葫芦！刚才人群里看见老奶奶挎着篮子卖，裹着晶莹的糖壳，肯定好吃。”
我们仨往校门口走，阳光透过行道树的缝隙落在地上，晃得人眼晕。刚走到图书馆转角，就见老院长拄着拐杖站在银杏树下，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。
“陈默，雅溪。”老院长朝我们招手，树皮般的手掌在信封上轻轻摩挲，“这是刚收到的，寄件人没写名字，只写了‘转交给为李梅讨公道的孩子’。”
信封很旧，边角都磨得起了毛。我拆开时，指尖都在发颤——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，信纸薄得像蝉翼，字迹娟秀却带着力透纸背的倔强。
“1994年3月5日，阴。”牛雅溪轻声念着信首的日期，“离开学校三个月了，今天去镇上赶集，听见有人说张老三开了建材店，用的还是当年那笔‘消失’的教育基金。心口像被石头压着，喘不过气。”
“1995年6月12日，晴。”我接过下一封信，声音有些发紧，“村里的小学缺老师，我毛遂自荐去了。看着孩子们睁得圆圆的眼睛，忽然觉得，当年没念完的书，或许能通过他们接着‘念’下去。”
“2000年9月1日，雨。”林薇凑过来一起看，“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有两个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。他们说要考去省城，考去我当年没读完的大学。真好啊，像看着当年的自己，又不像——他们比我勇敢，比我有底气。”
最后一封信没有日期，只有短短的几行字：“听说张老三倒了，心里忽然空了一块。这些年攒了些钱，想捐给学校的助学金，帮那些像我当年一样的孩子。不用留名，就叫‘李梅基金’吧。”
信纸的末尾，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，笔尖在花瓣处顿了又顿，晕开浅浅的墨痕。
我们仨站在银杏树下，手里捏着那些轻飘飘却又重千钧的信，谁都没说话。风穿过树叶，沙沙地响，像有人在轻轻叹息，又像在浅浅地笑。
“去邮局。”我忽然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把这笔钱转给院长，让他牵头办‘李梅基金’。”
牛雅溪用力点头，眼眶红红的：“还要在基金章程里写清楚，要给每个受助学生发一本笔记本，让他们记下来自陌生人的善意——就像李梅老师记这些信一样。”
林薇拽着我们往校门口跑：“先去寄钱，再去吃冰棍儿！对了，得买三枝梅花书签，夹在那些信里送回档案室，让王伯好好收着。”
校门口的绿豆沙冰棍儿果然甜丝丝的，凉意在舌尖化开，顺着喉咙淌进心里。卖糖葫芦的老奶奶还在，见我们过来，笑着递上裹得最厚实的三串：“刚看见你们在教学楼前忙活，是好孩子。这串算奶奶送的，沾沾你们的喜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