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板上的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均，客人退回来两次，经理在耳边吼得嗓子冒烟，她也只是点头，手指机械地重新抓刀。油星溅到虎口，烫出一个小水泡，她没觉得疼——那疼早在清晨就被阿斗那一脚踹散了，只剩胸口一个窟窿，呼啦啦往里灌冷风。
中午休息，她躲进后巷的垃圾桶旁蹲着。墙根的霉味混着剩饭菜的酸腐，像一口腌了十年的缸。她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征兵宣传单，上面印着穿迷彩的男孩，笑得牙齿雪白。那是三个月前儿子从学校带回来的，说：“妈，等我十八，我就去。”当时她正给阿斗擦鞋，闻言手一抖，鞋油抹到自己指甲上，黑得发紫。如今她盯着宣传单上“九月入伍”四个字，像盯着一条倒计时的导火索——引线只剩短短一截，她必须让这张纸平安落地，不能被阿斗那一脚提前引爆。
下午三点，饭店最闲。七七跟经理请假，说去卫生间，实则绕到员工储物柜，从最底层摸出一个小铁盒。里面攒着八十块散钞、两张五十，还有一枚被儿子磨得发亮的游戏币。她把钱数了四遍，又放回去——还差得远。她想去镇尾那家“顺心中介”，问问去省城的车票和夜班保洁的价钱，可一想到儿子入伍前体俭、政审、家长会，样样都要家长到场，她就把铁盒重新锁进柜子。钥匙在掌心硌出月牙形的红痕，像早晨鞋尖留下的那道淤青，提醒她：逃得掉阿斗，逃不掉妈这个身份。
傍晚送餐高峰，她端着水煮鱼滑倒在包间门口。滚烫的红油浇在脚背，瞬间起了一串晶亮的水泡。客人跳起来骂，经理冲过来掐她胳膊，她竟没哭，只是盯着被油浸透的帆布鞋面——那还是儿子去年用压岁钱买的，说：“妈，你穿这个走路轻，不吵。”如今鞋面被辣油染成狰狞的晚霞，像把她的黄昏提前烧到了脚上。经理逼她赔两百块，从工资里扣，她点头，声音哑得像砂纸：“扣吧，别让我回家就行。”
夜里十一点，她拖着瘸脚回到小区。楼道灯坏了，她扶着墙一格一格往上挪，像攀一口枯井。钥匙刚插进门锁，就听见里面阿斗的呼噜，一声比一声重，像磨盘碾在胸口。她没进去，轻轻带上门，转而下楼，坐在垃圾桶旁边的水泥台阶上。秋蚊子围着她转，叮在手臂、后颈，她也不拍，只把那张征兵宣传单折成小小一块，塞进贴身口袋。月光冷得像一口钝刀，她把脸埋进掌心，无声地干呕——呕不出食物，只呕出一口又一口的酸水，带着早晨没咽下去的豆浆味。
半夜一点，她起身，一瘸一拐走到小区门口。24小时便利店的灯还亮着，玻璃映出她的影子：头发被油烟糊成一绺一绺，眼角堆满细纹，像被水泡过的旧挂历。她盯着货架最底层的一排旅行洗漱包，标价二十九块九，粉得刺眼。她伸手又缩回——买了，明天早餐钱就不够；不买，梦里那个“逃”字就永远悬在舌尖。最终她什么也没拿，只向店员要了一杯免费热水，站在柜台边一口一口喝，像把一把钝刀咽进胃里，让刀背慢慢磨断那些想逃又不敢逃的筋。
回到楼上，阿斗翻了个身，胳膊甩到她枕头上，带着酒气的呼吸喷在她耳后。她平躺，睁着眼看天花板。那上面有一条裂缝，从墙角蜿蜒到吊灯，像一条黑蛇。她数裂缝的弧度，一、二、三……数到一百时，窗外开始有鸟鸣。她侧过身，把宣传单从口袋里掏出，对着灰蒙蒙的晨光又看一遍：九月十五日，武装部报到，家长需陪同。她用手指描那几个字，描得指腹发青，最后轻轻贴在胸口，像贴一块烧红的烙铁——疼，却让她清醒：再忍四个月，一百二十天，两千八百八十个小时，秒针每跳一下，她就离那个“逃”字近一步，也离儿子远一步。可这一步，她必须替儿子走完。
天彻底亮了，她起床，给阿斗煮面，给自己贴创可贴。油锅里葱花噼啪炸开，她忽然想起后巷那口腌缸，想起被油浸透的帆布鞋，想起便利店粉得刺眼的洗漱包。她抬手抹一把脸，掌心全是湿的，却带着油烟的黏。她对自己说：不许哭，哭了眼睛会肿，上班又要被经理骂。儿子还有几个月就走了，得让他看见妈是笑的，哪怕笑里全是裂缝，也得把最后这四个月缝成一张完整的帆，送他上路。
出门时，她回头望一眼卧室。阿斗还在睡，红鞋歪倒在床尾，像两截熄灭的炭。她轻轻带上门，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：“再忍忍，等儿子穿上军装，我就真的逃了——逃到没有红鞋、没有油烟、没有拳打脚踢的地方去。”
楼道灯依旧坏了，可她不再扶墙。她一瘸一拐往下走，脚步踩在黑暗里，发出细微却坚定的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像在给那条倒计时的导火索，一秒一秒，亲手加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