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飘萍我在最初认识的时期，还没有这个名字，我们只知道他叫邵振青。飘萍两字，乃是他以后到了北京，在文字上所用的笔名。他的笔名也很多，我所记得的，有阿平、青萍等；后来人家只知道邵飘萍，想是飘萍两字用得多了。当时我说：“飘萍两字不好，有轻浮之意。”他说：“人生如断梗飘萍，有何不可？”至于青萍两字，到了他被害以后，文人词客，以之与林白水的作对偶，动辄曰“青萍白水”，两个为军阀惨杀的报人了。
我认识的邵飘萍，却是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汤修慧。因为我在编辑《妇女时报》杂志的时候，征求女界同志的文词，汤修慧即来投稿，她所写的不是诗词之类，却是短短的论文，谈的是教育、卫生一类的事，我起初以为不是她自己写的，或是有床头捉刀人，如毕倚虹夫人杨芬若所为。但后来她来领稿酬，亲来访我，方知确是她自己写的。她是苏州人，寄居于杭州，入杭州的浙江女师范读书的。她谈吐甚佳，既大方，又幽默，我认为在现代女界中是不可多得的。
继而始知其夫为邵振青。振青，浙江金华人，也是在杭州求学的，其学历我不详。他俩的有情人成了眷属，当是在西子湖边。修慧在访问我的时候，振青不在上海，后来他到了上海，夫妇两人同来访我，也常常吃小馆子，旋觉亲密了。不过他们来上海，只是做客，固定的居住地点，还是在杭州。我有时到杭州去，他们夫妇也常来陪我游玩，楼外楼鱼虾一餐，西子湖**船半日，在所不免的。但飘萍那时候，在杭州有何职业，我不知道，他既不言，我也未便问他。只见他好像很忙碌，时而上海，时而杭州。他的朋友很多，我都不认识的，他本来一口苏州话，是他夫人所熏染的，但遇到了他的同乡，这个金华话，实在莫名其妙了。
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，但他从来不与我谈及政治。他有他的许多朋友，可是什么团体，都未见他加入。他在杭州时，据说曾与褚辅成等一班人有所谋略，浙江当局认为他是反动分子，曾欲捕其人，后有人为之疏通，汤修慧也奔走其间，这事他也没有和我谈过，是后来有人告知我的。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，怕我是个新闻记者，乱说什么了吧？至于他的从杭州、上海到北京，早先也没有通知我，只是修慧和我说的，那时已在袁世凯洪宪时代以后，五四时代以前，什么日子，我已忘怀了。
一到北京，他就发挥他的新闻事业的天才。那时候南方人士，关于新闻事业而到北京去的有好几种：第一，南方各报馆特派到北京去的通电员、通讯员。北京为政治的重心，当时外国的通讯社，也未能像后来的普遍，如上海《申报》所派的秦墨哂、《新闻报》所派的张继斋等，都是常驻北京发电的。第二，南方人有些政客，或是依附军阀，要伸张他们的权威的，便到北京去开报馆，因为那时在北京开报馆较为容易，不似上海的繁难，所以南方的所谓新知识阶级，都惠然肯来了。第三，至不得已也到北京来搞一个通讯社，倘能筹得一千元，可以办像样的一个通讯社，甚至有二三百元，也可以办起来了。
这三种新闻事业，可以称之为三部曲，可是邵飘萍去了北京，还不到一年，这三部曲完全创立成功了。最先就说，为南方各报特约通电与通讯，那是飘萍起初的志愿，恐也受一些黄远庸等的影响。不要轻视那些特约通讯员，他们是很有权威的。譬如说：我们蛰居于上海报馆里，编新闻，写评论，全靠北京通讯员的报告，作为指示的。即使那时有外国通讯社的报告，那是总不及自家的靠得住。黄远庸当时是只写文章，不发电报的，飘萍起初是又写通讯，又发电报，到后来是只发电报，不写通讯了。
黄远庸最初在《时报》写特约通讯，可谓名重一时，到了《申报》易主，被史量才夺了去，但黄远庸不忘故旧，在《时报》每月也还有一二篇点缀其间。及至赴美被害，乃成绝笔。
不久，飘萍就设这个京报馆了。我不是说北京开报馆较为容易吗？第一是报址，有许多报馆都是开在自己家里的，那不是省俭得多、便利得多吗？辛亥革命以后，豪门贵族，退出京师，巨邸也就不少。飘萍的报馆，就是开在他们家庭里，我第一次到他那里的时候，这地方唤做甜水井呢。第二是印刷，北京有很多印刷厂，这些厂家，都是代各家报社印刷报纸的。好在这些报，出纸不多，销数也有限，所以一家印刷厂，可以担任几家报社的印刷。不过飘萍的《京报》是自办排字印刷的。第三是发行，假如在外国各大都市以及中国如上海等处，报纸除本地销行以外，还要每日发行到外埠去的，北京的报纸，却只着重在京销行，到外省去的寥寥可数，那就省了许多手续（若《大公报》开设在天津乃是例外）。其他在采访、编辑上，便利之处也正多。若在飘萍，则与他的通电、通讯，更有联系之妙呢！
北京特约通讯，系《时报》与黄远庸创始的。这时的《时报》的北京特约通讯，已成空隙了，虽有几位维护《时报》的朋友，偶尔通信，有所报告，那只是客串性质而已。故邵飘萍正在北京初发展，我就介绍他给《时报》通讯。以文笔而言，飘萍何能及远庸，远庸是个名进士，自八股以至策论，现又受了新文学影响，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可是发通电，则飘萍独擅胜场，精密而迅速，无能出其右者。可惜上海的报纸，都是持保守主义的，怕得罪权贵，泄露他们的秘密，不敢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