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岁的詹天佑蹲在广州码头的石阶上，盯着江面上冒着黑烟的轮船发呆。甲板上金发碧眼的洋人对着搬运货物的中国人指手画脚，其中一个大胡子扬起皮鞭，吓得挑夫们加快脚步。
“天佑，别看了。”父亲蹲下来，用袖口擦掉他脸上的煤灰，“回家吧，你娘炖了莲藕汤。”
“爹，为什么洋人能坐大轮船，我们却要给他们搬东西？”詹天佑攥紧拳头。父亲叹了口气，摸着他的小辫子说：“因为他们有机器，有学问。”
这天夜里，詹天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月光透过木窗照进来，他偷偷爬起来，在纸上画轮船、画铁桥，画到公鸡打鸣才迷迷糊糊睡着。
第二年，村里来了个穿西装的陌生人。“我是容闳先生派来的，”那人蹲下来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詹天佑，“想不想去美国读书，学造轮船、修铁路？”
“我想去！”詹天佑跳起来，又扭头看父亲。父亲沉默许久，把家里祖传的玉佩塞进他手里：“记住，你是中国人，出去要长咱们的志气。”
在美国的学堂里，詹天佑总坐在第一排。他的蓝布长衫洗得发白，却把课本翻得卷了边。有次上地理课，老师指着世界地图说：“中国没有铁路，永远也修不起来。”教室里响起洋学生的哄笑。詹天佑“唰”地站起来：“将来我要修一条最长最好的铁路，让火车跑遍中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