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屋的是个叫阿芳的东莞女人，
在一家小制衣厂做黑工，
见她面生狼狈，多了句嘴：
“刚过来？”
刘秀英点点头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急忙从布包里掏出玲玲的照片：
“妹子，你……你见过我女儿吗？”
“梳着羊角辫，去年被人从梅州带来的……”
阿芳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照片，叹口气摇头：
“阿姐，香港地界大，人又多，这样找孩子如同大海捞针。”
“我有个老乡，之前也帮人找，跑断腿都没音讯，最后没法子，算了。”
刘秀英的心直直坠下去，落不到底。
但她不能算。
第二天天没亮，她就按阿芳指点的路，去附近的建筑地盘找活。
工头也是客家人，听出乡音，
又见她确实走投无路，才勉强点头，
让她搬砖、和水泥，一天三十块。
工地的活能压弯男人的腰。
毒日头晒得她头皮发烫，汗湿的衣裳糊在身上，
手心的血泡磨破了又起，
每一下触碰都钻心地疼。
可她不敢停。
每天收工，她顾不得浑身酸痛，
就拿着玲玲的照片，在尖沙咀、油麻地那些热闹的街巷里穿梭，
逢着看着面善的小贩、清洁工、甚至蜷在路边的乞儿，
她都上前去问，赔着小心，给人看照片。
回应大多是摇头。
有一次，在弥敦道一家光鲜亮丽的玩具店门口，
她猛地看到一个穿粉色裙子、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侧脸像极了玲玲。
血液轰一下冲上头顶。
她什么也顾不上了，疯了一样冲过去，一把抓住女孩的胳膊：
“玲玲！是妈妈啊！妈妈找你找得好苦！”
女孩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一个衣着体面的女人立刻从旁边冲过来，
狠狠推开刘秀英，将女孩护在身后：
“癫婆！你做什么！认错人了！”
周围瞬间围拢过来看热闹的人，
指指点点，目光鄙夷，有人掏出手机似乎要报警。
刘秀英在那女孩惊恐的泪眼里猛地惊醒，
连连鞠躬道歉，狼狈不堪地挤出人群，
躲进旁边一条暗巷里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眼泪这才决堤般涌出。
那天晚上回到闷热的铁皮屋，
阿芳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递过一碗凉水：
“阿姐，别太逼自己。先站稳脚跟，攒点钱，弄张身份证再说。”
“香港这地方，只要肯捱，总能活下去。”
刘秀英默默点头，用清水仔细擦了手，才将枕边那张玲玲的照片再次抚平贴好。
窗外的香港霓虹闪烁，璀璨迷离，却照不进这逼仄的寮屋分毫。
她躺在那张一动就吱呀作响的上铺，紧紧攥住了手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里，留下几个月牙似的白痕。
路还长，她知道。
一年，两年，十年……
她都得走下去。
晨雾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海面，迟迟不肯散去。
早晨的寒意深入骨髓，码头的石阶冰凉刺骨。
黄佩珊裹紧了单薄的外套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海平面，心中仿佛压着一块巨石。李远梅站在她身旁，双手不断揉搓着，试图驱散指尖的僵冷。
“佩珊姐，咱们……回去吧？”
李远梅的声音带着哽咽，
“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办法，说不定英姐已经平安抵达香港了呢？”